新闻报道的常见差错及处理
发布人:administrator 发布时间:2014/12/5 10:05:02  浏览次数:167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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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报道的常见差错及处理

                                       ——新华社整理总结2012.04

      一、差错的基本类型

     业内一般把新闻报道中的差错归纳为三类,即政治性差错、事实性差错和技术性差错。

     1、政治性差错。多指一些导向性的或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致甚至相违背的错误观点和提法。比如,有的媒体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认为改革改错了;有的媒体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在头版进行详细报道,还刊登参选人照片。有时,则是一些关键词句处理不好,造成政治性差错。比如,将“中国”与“台港澳”并列、将一些国家与台港澳并称“等国”、将“朝鲜”写作“北朝鲜”等。政治性差错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西方的编辑学教材也很强调“政治正确”,比如,规定不得使用性别和种族歧视语言等。

      2、事实性差错。如将“人民币”错为“美元”、将“1920年的苏联”错为“1920年的俄国”、将“湖南”错为“湖北”、将“英国外交大臣”错为“英国外相”等。值得警惕的是,有些事实性差错,也会引发政治麻烦。

      3、技术性差错。这类错误所占的比例最大,包括题文不一、电头错、标点错,以及掉字、掉段、多字、错别字等等。这些“小错误”有时也可能导致事实性差错甚至政治性差错。

另外,还有因漏报、迟报,或将未定稿乃至涉密文件当成新闻稿发表等等造成的差错。

      在实际工作中,比较致命的差错可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编辑一定要严加防范:一是新闻失实,二是政治导向失误。

      二、产生差错的原因:

      1、对电脑操作不熟悉。编辑在输入工作完成后没有认真检查稿件,导致出现多字、少字和别字。比如,将“十分引人注目”错输为“十分31人注目”,将“外甥”错输为“外生男”。

      2、编辑文字功力不够,知识面太窄。这方面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编辑识字量不够。有人统计,按照现行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学生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应当认识3500个常用字,加上大学现代汉语教育,总识字量只有4274个。而新华社在1988年全年发出的90627篇通稿中,就一共用到6001个汉字。五花八门的错别字是报道中最常见的“风景”之一。

     (通稿,原本是一些新闻通讯社的“专利”。他们在采访到一些重要新闻以后,会以一种统一的稿件方式发给全国的需要稿件的媒体。这就叫做通稿。后来,很多企业在对外发布新闻的时候,为了统一宣传口径,也会组织新闻通稿,以提供给需要的新闻媒体。

     通稿基本都是模仿平面媒体的稿件形式来写的,按照基本的形式来分,可以分为消息稿和通讯稿。

    简单的说,可以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对两种文体进行区别。报纸上新闻正文前面有某某报*月*日讯(消息头)记者某某人,然后才是新闻正文的,就是消息。上来就是文章,最后才署作者名字的新闻,多数是通讯。企业的新闻通稿就是要模仿这些不同的文体,把需要传达的内容预先写好。

      对于媒介公关经理来说,新闻通稿应该准备两篇以上,至少保证一篇消息,一篇通讯。消息中应该包括整个事件的过程。通讯则是对消息内容的补充。可以是整个事件组织的背景情况介绍、也可以是一些花絮或者是企业中参与事件的人物故事等。)

      3、政治经验和社会常识不足。比如,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误为“全国人大委员长”。更多的是把握不准报道的分寸与火候,误撞红灯。

     4、责任心不强,作风不踏实。有的编辑记者存在严重的依赖心理,把本应在本环节解决的问题推到下一环节,把什么都推到终审发稿人那里。

     5、“第一读者”制度有待加强。对外部尚无专门通读成品稿、专职挑错的“一读”,而有时虽有“一读”工序,却执行不够有力。

     6、违反发稿流程,不按程序办事。比如超越发稿权限、不遵守稿件送审制度等。

     7、落实奖罚措施不力。对差错心慈手软,怕批评、怕处罚人伤人“面子”,使出错者不能及时警醒。

     8、由于心理误区而致错。有的奇怪错误,畅行无阻通过了许多关口而与读者见了面,这常常与编辑的整体知觉误区、注意力分散、消极情绪等有关。比如,把副总理“升格”为总理、把军委副主席“提升”为军委主席、把“总理”输入成“总经理”等错误,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三、易发事实性和技术性差错的重点区域

      (一)消息来源

编辑在排除稿件中潜伏的“地雷”时,一般先从消息来源查起,看新闻出处是否权威可靠。这方面经常遇到的情况有14种:

     1、来源不明,道听途说

     在关键环节、关键材料、关键证据、关键词语上,新闻来源不清楚和不准确,是造成失实的“关键所在”和“隐患所在”。像“据悉”、“据透露”、“据认为”、“坊间称”等等,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消息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对信息来源有严格的规定:编辑必须检查消息来源,只有在确认报道的真实性后才能签发上版。事实或言论越有杀伤力或争议,就越要求标明出处。

      2、故意匿名

      有时,虽有确切来源,但记者在报道中却故意匿名使用该消息来源。因为不这样,有时连采访都很难进行下去。比如,“水门事件”的“深喉”,也是事隔多年才现出真身的。但此中风险很大。《中国改革》杂志因为报道一起国企改制事件,被告上法庭,因其使用的材料均是匿名的“举报人”。其总编辑无奈地称,为保护举报人,不会透露其姓名,那么只好自认败诉了。

      国外有媒体主张全面禁止匿名来源。有的则主张一篇报道中不能使用超过两个的匿名来源。国内一些大的新闻单位规定,稿件中除了非常特殊的情况,应尽量不用匿名新闻来源。对所有议论性的材料一定要交待出处。与报道有关的主要事实和重要情节及观点也需交待消息来源。但属于公认的事实、常识性的内容以及记者亲眼看到的东西,则不需要交待消息来源。

      在处理匿名来源时,编辑要注意采访对象是否是偷懒的记者虚构的,凡是看到“张先生”、“李小姐”之类,通常要打个问号。可以不在报道中公布消息提供者的姓名,但编辑自己一定要向记者问清楚:是谁说的?他的身份如何?敏感话题要有采访对象的录音或书面材料。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新闻稿件中,涉及如下报道对象时,通常不宜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1)犯罪嫌疑人家属;(2)涉及案件的未成年人;(3)涉及案件的妇女和儿童(有特殊要求情况下);(4)采用人工受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5)严重传染病患者;(6)精神病患者;(7)被暴力胁迫卖淫者;(8)艾滋病患者及HIV(病毒)携带者;(9)有吸毒史或被强制戒毒人员。遇上这九类人,稿件中可使用报道对象姓氏加某字的指代,如“张某”“李某”。不宜使用化名。

      3、虽有明确的消息来源,但权威性不够

      2005年,某媒体记者采访有关中国政府网建设的新闻。该网当时正由新华网承建之中,这位记者采访了新华网一位处级干部,对方提供了一些据说是“核心”的情况。但编辑不敢大意,将成稿送新华网审。新华网提出文中有多处失实,且在当时发布也是不合适的。

所以,编辑记者要记住一点:只有某种级别的人才可以说某种话,只有合适的人才能够说出正确的话。

      4、孤证

      孤证就是只有一个新闻来源。特别是在遇到有争议的新闻时,编辑记者对孤证一定要十分谨慎。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爆出过一则“著名”新闻:举重运动员张国政的教练陈文斌告诉记者,赛前他专门准备了一张信用卡,可以透支400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40000元。教练在张国政上场的时候,就拿这张卡在他眼前晃晃,说这里面有50万元现金,这把举起来就是你的了。记者据此写了一篇新闻,但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代表团官员乃至教练本人却认为报道失实。真相到底如何呢?当教练员否认说过那样的话时,媒体这边却拿不出证据、找不到证人。

     英国《金融时报》规定:对于人们不想公开披露的内容,比如非法活动、会大幅裁员的接管和公司重组、技术开发秘密等,必须至少有两个独立的、权威的信息源,一般是三个相互验证。如果一篇报道只有一个信息渠道并且无法进一步证实,这个信息源必须绝对可信,而且记者必须做好与资深编辑分享信息源具体身份的准备。

      5、缺乏科学性的社会调查结论

以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新闻来源写稿的情况比较普遍,但问题较多。

     2004年,有一篇根据调查报告写的《厦门大学近九成女研究生赞成同居》的新闻,引发了厦大学生的集体抗议。后来发现,其实是调查者在整理问卷时偷换了概念。

      这一年,还有一些媒体根据不准确、不科学的调查结论发表了诸如“杜蕾斯调查表明中国人平均每人有19.3个性伴侣”、“我国新闻工作者平均寿命为40多岁”等报道,都已被认定为假新闻。

      处理这类稿件时,编辑一定要认真分析调查的权威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不能采用抽样面过小的调查结论,也不能用局部区域的调查结论去推算全国的情况。有的新闻单位还规定,在引用社会调查结论时,来源应该是国家认可的权威调查机构(如国家统计局),而不能是社会上的一些民间调查公司,更不得使用网络的调查(有人曾发现在2005年4月的网络“反日入常”签名中,很多网民都是重复签名的)。

      6、陈旧过时的资料

      使用既有资料作新闻来源的情况并不罕见。下面这个案例是典型的:2001年《市场报》刊登了一条新闻:“在第四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暨中国北京国际科技博览会上,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主任魏红指出: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中国竟然占了八个,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这其实是1995年世界某组织对世界十大污染城市的排名。事过六年再发出去,就是一条假新闻了。

     资料一定要最新鲜、最权威。报道引用时,一定要用最新的。有的编辑在引用马恩语录时也用旧版本,便引发了政治差错。

      7、不加核实的转摘

      广东某报转载了上述《市场报》的文章,发表《广州列为十大污染城市》一文,没有经过核实,放大了《市场报》的失误。

    文摘时需要留心的是:必须确认其首发出版物是否为正式出版物,如其首发出版物为非正式出版物,不得转载、摘编。对读者推荐的文章,要认真核实其首发出处,避免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转载、摘编非法出版物的内容。从小报小刊转载文章时要十分小心。

      由于这方面的问题较多,国家有关部门还专门发布过关于加强文摘类媒体管理的通知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媒体摘转稿件管理的通知,指出:有的转载内部文件材料,造成泄密事件;有的从海外及港澳台媒体中转载带有不良政治倾向的文章;有的追求猎奇,热衷于转载奇闻轶事;有的转载虚假信息和失实新闻,以讹传讹,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

     8、本身埋有“地雷”的官方文件

以为官方文件都准确无误,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2004年12月18日晚,新华社编辑核校经国务院领导及多个部门审定的消息稿《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时,认为最后一段文字“《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后,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同时废止”有误,因为《宗教事务条例》将于2005年3月1日正式施行,现在就废止另一条例,会出现三个月的管理空白。经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务院法制办领导同意,按照编辑的意见把“《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后”改为“《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

2005年两会期间,新华社受权发布《反分裂国家法》,终审发稿人在审读来件时发现其中有用词和语法错误,经请示总编室,及时作了修改。

     2006年两会期间,开幕、闭幕两次印发《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提到“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均使用了“审议”一词,与大会议程就此项议案“审查批准”的提法不一致。经我社报道组向国务院研究室提出后,研究室领导同志和大会秘书处授权我社在正式播发时改正为“审查”。

国家发改委提交的计划报告,在文首部分缺少“受国务院委托”的内容,成了直接向全国人大提交报告,不符合法定程序。经我社报道组提出后,大会秘书处修改了文件表述,增加了“受国务院委托”的内容。

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向大会提交的预算报告中关于“两免一补”的表述中,把“免费提供课本费”写成“免费提供书本费”,按后一种表述,就包括了作业本的提供问题。两会报道组经向财政部科教文司教育处了解,经同意后修改了有关表述,按政策规定表述为“课本费”。

     “十一五”规划正式文本将“汨罗江”的“汨”(mi)字写成了“汩”(gǔ)。经我社技术局同志发现,由我社两会报道组报请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和国家发改委同意后予以纠正。

温总理3月14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稿件中关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制、汇制是用“兑”还是用“对”字,下午退回的审定稿中使用了“兑”字,与总理表述的汇制的宏观性质不符。经我社报道组提出这一问题后,请国内部记者向中国人民银行了解情况,晚上向总理办公室提出了修改意见,得到采纳,把“兑”改成了“对”字。

     实际上,官方文件出问题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此外,在处理官方渠道稿件时,如果看到有太多的会议内容、讲话和报表,而没有基层一线的说法,也要倍加小心。

    9、难以置信的专家

引用专家作新闻来源的情况比较多。而专家往往以其权威身份,导致使编辑丧失警惕。《人民日报》2001年5月15日登载中科院院士王阳元谈微电子科学的一篇文章,王院士在文中说,“芯片加工深度从1959年以来提高了140倍,而平均晶体管价格降低至原来的1/107。如果小汽车也按此速度降价,那么现在小汽车的价格只有1美分。”有编辑质疑:以他这个1美分回推上去,则1959年一辆小汽车的价格,只需要1.07美元。这在科幻电影中倒是有可能。

      10、境外媒体的消息

      不用境外媒体作消息来源,这是一条基本守则。境外媒体的报道,有的是无法查实,有的是政治倾向与我们不符。《了望东方周刊》曾批评厉以宁及其子涉嫌不法经商,引用了香港一家媒体的报道,结果厉氏家族要求道歉,理由之一就是刊物引用了“境外反动媒体的不实报道”。

在用词上,也不得使用境外语言,如有的报道使用“飞弹”,这是港澳台媒体的语言,内地只叫做“导弹”。

     11、网络新闻

     从互联网上扒新闻,在新闻界比较盛行,但风险也极大。因为,经常是,网络新闻本身就是失实的。

2005年9月15日中午,某著名门户网给用户的手机发来一条据称转自人民网的“焦点新闻”:甘肃昨晚发生重大车祸,省监察厅厅长王润康和省纪委常委韩豫平及司机因公殉职。王润康前日参加完甘肃省反腐倡廉展览后返回省城。次日晚,该网站再次给用户的手机发来一条据称转自人民网的“焦点新闻”:甘肃公安厅称,9月14日未发生三死八伤交通事故,省监察厅厅长王润康等三人殉职纯属别有用心者故意捏造,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

      2002年,网络上曾流传“贝克汉姆死于车祸”的“新闻”。当时,很多人都信以为真。有人在造假者的个人网站上留言称:有广州女学生因此而自杀。

     2003年3月29日,内地网络媒体发生“比尔.盖茨被暗杀”的假新闻事件,首发者是国内一家权威的英文媒体网站,其新闻来源又是“CNN”。其时,新浪、搜狐等知名门户网站以及一些媒体网站甚至电视媒体通过“滚动字幕”在第一时间转发,与网络媒体紧密相连的手机短信也在第一时间发出消息编辑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丰富的新闻线索,但是,即便面对再权威、再官方的网站,编辑也要留个心眼。

        12、商业机构发布的消息

    《北京晨报》2005年7月6日刊登一条消息:《左权县投资三亿元兴建中国“新闻烈士陵园”》。报道称陵园占地300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也是惟一的“新闻烈士陵园”。很快,左权县委、县政府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绝无此事。左权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4年财政收入才1.4亿元,三亿元投资约等于全县两年的财政收入。据山西媒体证实,关于新闻烈士陵园的“新闻原稿”出自一家名叫“将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单位,该公司设在左权县,从事革命老区的旅游开发。原稿的纸张及电话号码都是该公司的。看来,该新闻更像是一则软广告。另外,撇开别的不说,单就内容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也是惟一的‘新闻烈士陵园’”,这句话本身就有语病。既然是中国惟一的,又何来中国最大?编辑是糊涂了,还是有意的呢?

     13、泛滥的排行榜、评比榜

     媒体经常引用排行榜、评比榜公布的数据作新闻来源,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问题。比如,有人指出,国内大学排行榜早已沦为商业化的一个东西了。据统计,在21世纪初,这样的排行榜当有20个上下,无不备受争议。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系在一个排行榜上居第二,但排行榜发表之时该系竟然尚未招生;又如,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排行榜的“综合声誉”指标,竟称南方医科大学(即第一军医大学)的得分为零。此外,凡是遇到境外机构对我评比、评奖的情况,编辑记者也要十分小心地处理。

     14、与原文不作核对

     2006年两会期间,我社海外中文专线播发了一篇关于中国将启动大型飞机研制项目的报道,由于没有与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在另外场合的讲话进行对照,误将出自“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内容置于温家宝名下。

     (二)新闻的基本要素

     在核实新闻来源之后,编辑记者应对稿件中的基本要素进行核查,主要是看构成新闻事实的主要成分如人名、地名、单位名称、头衔、组织机构名称、时间、地点、数字、计量单位等是否准确。这里主要有8种情况:

     1、时间

     时间方面的差错实在是五花八门。有时,是缺失了时间;有时,是弄错了时间;有时,是前后时间不一致;有时,编辑记者会把去年发过的稿件又发一遍,比如说某省又闹禽流感了,一查是去年的事;有时,一些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的词汇会在稿件中“复活”,比如到了2005年还说“国营企业”;有时,是电头中的日期错了;等等。

     2003年10月12日,新华社发表一篇重量级评论员文章《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尊严不容伤害》,第三段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50多年前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语句。随即有读者指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1937年,距今已有60多年,而不是50多年。而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那就该是70多年了。这样的新闻,日本人看到了,大概会暗笑吧。

有些时间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中共的党代会是年份逢二、逢七开,国家机构换届会是年份逢三、逢八开;2月通常只有28天,但也会有29天的年份。一年中大小月要分清,4月31日显然是不对的。但是,这类看似明显的错误,却容易被忽视而“闯关成功”,到了读者眼前。

另外,关于“×日”在导语中的表述是有惯例的。表示新闻事件发生时间的“×日”,一般不作为导语的第一个词使用,如:一般不用“×日,某某人在某某场合说,……”,而要用“某某人×日在某某场合说,……”。

    2、地名

   有没有地名?肯定是这个地方吗?是这样写的吗?如果编辑自己不能十分确定,则要查实。有的记者的笔下,会反复出现“广西省”这样奇妙而新鲜的用语。外国的地名,如“华盛顿”有时会错成“纽约”。目前中国的陆地邻国是14个而不是15个,编辑记者都清楚吗?与地点相关的是方向,这也常常混乱,如“伊拉克北部”错为“伊拉克南部”。注意,文中首次出现的乡村,前面要加县市省区名。

关于“此间”的用法也有惯例:尽管电头中已包含事件发生地的地名,但是,电头地名可能是大范围的地名,而且“此间”的表述也不便于广播电台、电视台在转发时口播使用(不少电视台都开设了“读报时间”一类的栏目,主持人是弄不清这个“此间”的)。例:不要用“某某画家的100幅遗作×日在此间拍卖”,而要说“某某画家的100幅遗作×日在苏州拍卖”。

     3、人名

      这是差错高发地带,有时后果很严重。“刘绍棠”变成了“刘少棠”,“郎静山”变成了“朗静山”,“唐家璇”变成了“唐家旋”,“温家宝”变成了“温家保”等等都是常见的。

因此,编辑在处理稿件时,一定要对人物保持高度警惕:是否交代了人?肯定是这个人吗?他的名字的确是这样写的吗?前后文是否统一?会不会张冠李戴?领导人的姓名都核实了吗?虽然有名字,但这个人到现场了吗?外国人的名字,首次出现时写清全名了吗?用的是姓还是名?不要以为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外文名可以用汉语拼音替代,或者,他们的外文名可以自己硬翻一个,译名要以新华社编的译名手册为准。

     4、职衔

     2004年2月19日某中央级媒体播发的《综合消息: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主要阶段结束》一稿,倒数第二段出现了“演习由俄外交部长伊万诺夫任总指挥”的话语,令读者匪夷所思。编辑凭什么认为,外交部长也能胜任指挥军事演习?其实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再早些时候,曾有编辑在稿件中将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升”为总理,稿件播发后,外电还据此作了报道,称“中国官方媒体非官方地把朱提升为了总理”。

     职务以何种方式出现也有讲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有时,三项全都要有,少写一项就是差错;有时,仅能出现一项,多写一项也是差错。对于已经去职的领导人,不要忘记加“原”、“前”。特别要注意,编辑改稿删文时,有时会把职务删去,结果,人物首次出场时,什么身份也没有。要注意外国人职务的表述,比如,不要把“日本首相”写成“日本总理”。

      5、机构

     不要把不同的单位弄混了。

     不能简单地说“社科院”,要说“中国社科院”,因为还有“北京社科院”、“上海社科院”,首次在文中出现时,还要写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想要争取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不要写成“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其负责人为“主任委员”,不要把“委员”两个字弄丢了。

      注意机构名随时间的改变: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搞清它们的历史关系,不要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错写成“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别丢掉“总”字。非特殊情况下,要明明白白地写出单位名称,而不能是“一家高校”的某某说、“一家企业”的某某说。

     部队的番号不要出现。

     不要把“东京地方检察厅”写成了“东京地方检察院”。

      6、称谓

     “13亿炎黄子孙”,对吗?不对。炎黄子孙仅指汉族。对加入了外国籍的人士,不能再称中国人,而要说外籍华人。2004年3月10日新华社《说英文、想东北、换大米——新任商务部长会见外宾撷趣》一稿的标题中,“外宾”的用法也不对,应为“外宾和香港客人”,其中第一段“日本和香港的四组外宾”应为“日本的三组外宾以及一批来自香港的客人”。

      有的记者喜欢在稿件中反反复复地用“我”,显示了强烈的自恋情结。对此,大的新闻单位均有规定,消息作者(个人)在稿件中出现时一般不使用“我”,而一般使用“记者”。在稿件中使用“记者”时,为便于广播电台、电视台转发时口头播出,新闻稿件中不要使用“本报记者”,而应使用“某某报记者”。例:不要用“阿拉法特对本(我)报记者说”,而要用“阿拉法特对某某报记者说”。

      7、数字

      数字是最容易让编辑记者心烦意乱的东西,有时怎么看也看不出错,但实际上就是错了。凡遇上数字,均要好好质疑和核对,特别是对那些关键数字。

     2004年有篇稿件叫《徐锭(ding)明:2006年电能供需紧张状况有望缓和》,其中写道,“在未来15年间,我国仍须新增加50亿万千瓦以上的发电装机”,这是记者在写科幻小说。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来,一共完成装机发电能力四亿千瓦,怎么可能未来15年再新增发电能力50亿万千瓦呢?实际上是五亿千瓦。但若没有电力方面的知识,还真是看不出来。这种把多说成少、把少说成多的情况,是最经常出现的。比如,2004年中国手机预计出口一千万部,有什么错吗?业内人士告诉编辑:应是一亿部。《美军方考虑向伊拉克增派兵力》一稿中,说美军增派了“12.5名”,这对吗?应该是“12.5万名”。

     社会上还有一些人,怀着各种目的玩数字游戏,糊弄新闻单位,比如虚报产量,比如夸大灾害损失,比如隐瞒死亡人数。编辑还要注意的是,不要渲染各地的GDP数字。2005年有一篇新闻叫《沂蒙老区现新城》这样写道:“去年底,又爆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全市国内产生总值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突破千亿元大关。”这个数字有那么值得新闻单位振奋吗?

     有的数字是经过换算的,编辑要重估。讲增长50%,应该说清具体数目。有时出现“下降××倍”的表述,而倍数是用来表达增量的,表示减量应采用百分数或百分比。表述过于巨大的数字要警惕,常常会出现有几个零算不清楚的现象。数量的增长与减少与计算出来的结果要一致,如,“通过几年的扩张,春都资产由1987年时的3950万元迅速膨胀到29.69亿元,增加了75倍。”75倍显然是74倍之误,计算时没有扣掉基数3950万元。还有如“家乡建起了近五万多立方米的水库”,“近”与“多”同时出现,有矛盾。

     其他经常遇到的情况还包括:使用阿拉伯数字不得当,如把十佳青年误为10佳青年,解放军四总部误为解放军4总部,三天三夜误为3天2夜;相邻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误用阿拉伯数字,如两三个误为2、3个;带“几”的字表示约数,误用了阿拉伯数字,如十几人误用为10几人;该用阿拉伯数字的地方没有用,例如,物理量值中的数字,非物理量量词(计数单位)前的数字,计数的数值,公历世纪、年、月、日、时、分、秒,部队番号、文件编号、证件号码等;阿拉伯数字与汉字亿、万及计量单位连用失误,如1.23亿误用为1亿2千3百万,3000元误作3千元。

      不是数学家的编辑记者,面对数字方面五花八门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要碰到了数字,特别是关键数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当它是错的,来一番核查。

      8、计量

      对于各种计量单位的规范用法,编辑要加以核实,表述也要准确,比如,不能说“公分”,而应用“厘米”。在表示面积时,有时记者会误用“米”,其实应是“平方米”。遇到一些比较新的计量单位,比如“纳米”,它相当于多少米的几分之几,要认真核算,看原稿究竟弄对没有。

     常用差错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使用不规范的量的名称,比如,质量用作重量,电流用作电流强度,相对密度用作比重;自造名称,比如,阿伏伽德罗常数(正确的应是阿伏加德罗常数);量符号的使用不规范;单位名称书写错误;单位中文符号的书写和使用不准确;单位国际符号书写和使用错误;词头符号的书写和使用不正确;使用非法定单位或已废弃的单位名称;数理公式和数学符号的书写或使用不正确。

     (三)新闻的内容

     接下来,编辑记者要扫清新闻内容中的“地雷”。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也更为复杂。编辑记者有时要通读几遍稿件,才能看得出问题。事实的虚构、添加、拼凑、夸张、偏颇、假象和导演,对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违反,与新闻学基本原理的背离,都是写稿时经常犯的差错。常见的有22种情况:

     1、虚构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新闻学或新闻报道的研究著作中,学者们经常谈到两桩著名的杜撰新闻。一桩是《吉米的遭遇》,另一桩是《希特勒的日记》。《吉米的遭遇》的杜撰者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女记者,名叫珍尼特·库克,当年27岁。当时报社猜测,在华盛顿地区吸毒的青少年中,可能会有一个依赖注射海洛因过日子的孩子。珍尼特.库克为了与其他记者“竞争”,就编了一个故事:主人公吉米,八岁,黑人,住在贫民窟,没有父亲,是母亲的男友给他注射了海洛因,从此染上了毒瘾。这条新闻写得精彩而感人,珍尼特·库克因此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奖。1983年,西德《明星》周刊发表了《希特勒日记》,名噪一时。不久,人们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是记者为了追求名利而有意伪造日记。真相大白后,记者被开除,总编辑被迫辞职,《明星》周刊失去七万订户。

        因此,编辑记者对稿件涉及的每一个事实,都要打上问号:确有其事吗?确有其人吗?是不是编出来的?是否此人此事本就不存在?

      2、偏颇

      偏颇即只说一面,不说另一面,或者故意模糊、贬低另一面。这是造成新闻失实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社《了望东方周刊》曾有一篇关于陕北油田纠纷的报道,写私企老板投资当地的油田,却因为政府行政干预而撤出。记者仅仅采访了把政府告上法庭的老板,而没有采访政府部门。稿件发出去后,才知道后果有些严重,编辑最后不得不另找机会组织了一篇对省政府的专访,进行补救。

      还有一篇“舆论监督”稿件,记者受一个“吃了亏”的部门邀请前去采访,吃住行都由该部门包干,虽也采访了对立面,但是,成稿时选择了并不利于对方的材料。这已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实际工作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即一些记者对当权者和有钱人有着天然的反感,以江湖侠客自居,在还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主动地在“弱者”或“上访者”一方站好了队。这种“草根”情结并不能说明任何的职业化。

      3、绝对

     有这么一篇稿件,里面提到:“让查理更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国和很多国家一样都变成了只谈论钱的国度”,“看到上海的街道变得越来越丑陋,简直就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城市”,“看到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这些都是过于绝对的说法,虽是直接引语,公开发表后也易引起不好的理解。事实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只谈论钱的地方”,上海也不是每一条街道都“越变越丑陋”,整个中国也不是“越来越像西方”,事实上,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比如农村还“太中国”。

     凡是碰到“最”、“所有”、“一致”、“全部”、“第一”、“个个”、“人人”、“家家户户”等表述,编辑记者需要格外小心。有一些仿佛大长国人志气的新闻,比如,“21世纪是中国世纪”、“中国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古代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计算机原理”等等,都要打上大问号。绝对化的负面结论,而又没有调查数据的支持,也会招致舆论反弹,比如说“中国是吐痰大国”。

      有经验的编辑记者,经常在有关用语前面加上“一些”、“某些”、“少数”、“个别”等限定词。

      4、不留余地,说过头话

      2005年底,吉林化工厂爆炸的当天,有媒体在报道中引述吉化公司负责人的话:“爆炸没有对空气造成污染。”而同一天出现在同一张报纸版面上的照片,却是遮蔽吉林市天空的滚滚浓烟,连外行人都看出来了,“没有造成空气污染”的话显然是说早了,编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5、实际情况和民众心理感受有距离

      有报道援引2006年初北京市人事局发布统计数字称“北京现有200万人才”。有读者指出,在北京这个农村人口占有较大比重、学生又比较集中的城市,到底哪些人称得上“人才”,这一数字令人疑窦重重。还有报道援引1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五次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结果称,92%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治安环境“安全”或“基本安全”,网民一片哗然,九成质疑这一数字。

      因此,编辑记者要从宏观和大局上把握好民众心理的接受程度。

      6、添加

      新华社2005年2月27日在“永远的丰碑”栏目中播发《瞿秋白》一稿,讲到鲁迅说过“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杀不掉的,是永生的”,有读者质疑,称这种话不可能出自鲁迅之口。经查,这句引文只有后九个字是鲁迅说的,前半句是作者添加的。

      7、太让人掉泪的故事

      2005年1月6日和7日,武汉等地的多家媒体和网站报道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家境贫寒的女学生,两年来靠在校内食堂捡吃剩馒头和剩菜支持学业,整个2004年伙食消费仅8.35元。不少读者读得掉泪了,并愤然拍案而起。后来,这篇新闻被评为“2005年度十大假新闻”之首。

      8、太令人振奋的消息

      2005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2005,338万毕业生如何就业?》一文,在小标题和正文中均提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今年已经达到19%,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实,是记者把“毛入学率”当成办学规模,导致了失实。

      实际上,我国毛入学率仅居于世界第60多位。编辑或许不懂得毛入学率和办学规模的差别,但他一定知道“希望工程”吧?

      9、太像新闻的新闻

      大学新闻系教学中经常举一个经典例子:上世纪80年代,某大媒体登了一则著名通讯:一位老大爷在大风中数钱时,不慎将钱撒了一地。很多人呼喊着拥上来“抢钱”,又不约而同地把钱都送了回来,结果比老大爷掉的钱还多了一张。但谁也没有料到,到了21世纪初,这则假新闻又被收入了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供孩子们继续学习。

      另一个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的“新三毛”。有一个农民伪造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合影,自称是“生于中国、属于世界的影视歌全栖明星”和作家,居然很多媒体追着进行报道。

2005年还有一则假新闻:“48岁乞丐要娶22岁女大学生”,讲一位毕业于成都某名牌大学、即将留学新加坡的22岁漂亮女孩,爱上了一个48岁落魄乞丐,在经过近一年的恋爱后,双方决定结婚。乞丐说,卖血也要供女孩留学。

     太像新闻的新闻,就是说它的新闻价值看上去很高,情节十分奇巧,既符合宣传要求,也具有市场卖点,但是,都是编造出来的。因此,编辑大凡在觉得眼前一亮时,就需要警惕了。

      10、名人

      名人新闻,大家都抢,但要谨防出错。比如,2005年12月9日,《苏州广播电视报》刊登该报记者凌云采写的“王小丫陈章良携手入围城”的报道,讲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与大科学家结婚,随后国内媒体纷纷转载。事实上,该报记者是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当作新闻予以报道。

(陈章良,福建福清人,无党派。1961年出生。他于1987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国著名的热带生物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等职,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因为报道名人而失实,而被名人追着打官司,最后媒体败诉的,已有不少先例。所以,凡遇到名人新闻,编辑不要激动,先冷静下来仔细审查,看新闻来源实不实、新闻元素全不全。

      11、历史

      凡涉及历史,往往易出问题。一是事实性的,如2004年有一篇报道《专家呼吁:应尽快抢救现存藏书楼》,谈到很多古代著名藏书楼和藏书家,短短一篇稿件之中,就将镇江专藏四库全书的文宗阁错为“文字阁”,宋人尤袤错为“尤褒”,明人尤侗错为“尤桐”,湖州嘉业堂错为“嘉兴嘉兴堂”;二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随便翻案,借古喻今;三是文章中引用古诗、古文的时候,都要与原文进行核对,这方面出错的情况也非常多。

     凡是遇上历史方面的问题,编辑都要慢下来,仔细查证,因为实在是往事久远,知识又很深奥,政治上也很敏感,是错误屡发的领域。

      12、前后

      文章前后应该一致,否则就要闹笑话。李学生是一个有名的英雄典型,有一篇赞扬他的稿件叫《好人李学生》,前面说:“听说救人的英雄牺牲了,被救小男孩千万百计找到了李学生的妻子。”后面又说,李学生“27岁才结婚,女儿刚刚1岁时,妻子就因病去世。”这就很奇怪了。李学生牺牲时是37岁,难道因病去世的妻子复活过来,又与他团圆了吗?通篇也没有交代新找到的李学生的妻子是怎么回事。读者很费解:英雄就算再婚或者复婚了,记者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吗?还有一篇《河南207名煤矿事故责任者受到严肃处理》的稿件,导语中说“河南省各类煤矿2004年全年共发生重大、特大事故18起,死亡81人”,但最后一段却说仅大平煤矿和新生煤矿两起事故就“造成100多人遇难”。读者心想,那些多出来的遇难者不会是鬼吧?

2006年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参加人大代表团审议时,经领导同志办公室和中宣部审定的综合稿中,有三位领导同志讲话中没有提到当日大会议程关于“审议吴邦国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内容,与大会议程安排不一致。我社报道组提出有关建议后,中宣部采纳了我社建议,请中央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协调小组重新修改了综合稿件,在三位领导同志讲话中增加了“赞同吴邦国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内容。

      13、想像

     记者有时候会想像出一些东西来,企图让编辑信以为真。让我们再次引用一下那个最著名的例子吧:“一阵阵冷雨落在黄继光的脖子上,敌人的机枪仍在嘶叫,他从极度的疼痛中醒来了。他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会引起胸膛剧烈的疼痛……黄继光又醒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的……后面坑道里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黄继光一跃扑上了敌人的枪眼……”

遗憾的是,这样的合理想像,至今不能杜绝。对外部高级编辑吴月辉同志曾举例说,南方某著名周报办的《MANGAZINE名牌》号称是国内第一本面向男性精英群体的高品位杂志。2005年,它刊登了一篇吹捧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陈久霖的文章,刚印出来,中航油就爆出牵涉陈久霖的损失五亿美元的大案。这篇吹捧文章对陈久霖有一段散文化、很感性的评价:“回顾在新加坡这七八年的历程,偶尔,陈久霖也会感到疲惫,一句‘想做点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实属不易’透露出他内心无限的感慨。每次回到家乡湖北黄冈浠(xi)水,他都要找个时间在群山中独步,这是他少年时思考问题的地方。夕阳西下,梦想和些许怅然在他的低头沉思间,也徘徊在了心底。”吴月辉同志对此评价说:记者怎么会知道陈久霖在家乡群山中独步徜徉呢?当然是陈自己说的,然后被记者想像加工美化制造出来的场景。

    14、预告与现实

     这种差错,因为不是出现在同一篇稿件里,编辑往往疏忽。有媒体在2004年2月26日这天发表《我国可观赏“三星一线”天文现象》一稿,预告说“我国27日夜晚将发生月球遮掩木星的天象,人们可观赏到‘双星伴月’和‘三星一线’的天文景象”,而且“是一次难得的天文奇观”。可是,在27日夜和28日凌晨天文现象真的出现时,该媒体却没有发出任何报道。大概,是记者所在的城市上空,被乌云遮住了吧。

有的新闻单位明文规定,对预告式的新闻要谨慎,一般不得事先播发。因为,情况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安排好的事情不一定真的发生。如果多次发表兑现不了的预报,媒体就会丧失信誉。

      15、夸张与放大

     1996年5月,《中国妇女报》发表了一项读者调查报告,内容是“家庭教育的十大难题”。共有3000多名家长回答了问卷。在颁布这项调查结果时,研究者特别声明,此项调查的结果只代表这3000多家长的意见。但一家报纸在介绍这项研究时,为吸引读者注意,将新闻标题做成:“6000万家长坦言:我是个失败的家长”。而另一家报纸在转载这条消息时写道:“全国家庭中有20%的父母坦言‘自己是失败的父母’。”

再有,几户农民办了个图书室,新闻报道就说“我国农民热爱读书蔚然成风”。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要力争到2020年把中国建成一个“创新型国家”,既然要用至少15年,说明任重道远。但有的稿件却这样说:“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GDP五六千美元国家水平”、“中国创新能力指数已接近20,而超过25即被认为是创新型国家”,给人以水到渠成、信手拈来的感觉。

      16、歧视和偏见

      不能将“残疾人”称为“残废人”,不能将“盲人”称为“瞎子”,不能将“聋哑人”称为“聋子”、“哑巴”,不能将精神病患者称为“疯子”,不能将智力障碍者称为“傻子”、“呆子”、“弱智”。在一些非引用不可的对话中无法回避这些称呼时,应使用单引号。对于未经法院审判的,使用“犯罪嫌疑人”,而不能用“罪犯”。不能一提到老人,便形容他们保守、思想僵化。不要下意识歧视女性,比如,有一篇新闻表扬大学老师爱护女生,要求不把女生分配到艰苦地方去。女读者看了后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不能去艰苦地方?这分明是公开的歧视。又比如,报道反腐案件,若涉案嫌疑人是女的,就要在标题中给予特写“女贪官如何如何”。民族歧视的问题,就是政治性的了。地域歧视是近来新闻报道中的常见问题,比如,老是对河南人含沙射影。

      17、完整性

      由于各种原因,在排版、转版有时会出现掉段的问题,甚至整篇文章漏排。编辑一定要注意核查。

      18、知识

     如1997年1月11日新华社播发的《美国着手研制新型战舰》一稿中有这样的语句:“装备500个各种飞弹发射器,包括射程700海里的战斧式巡洋导弹和射程250海里的155毫米穿甲大炮。”把巡航导弹称为巡洋导弹,把大炮列入飞弹发射器,把大炮的射程提高到250海里,编辑的无知,使读者怀疑:美国难道真的在研制新型战舰吗?

      19、法律

      编辑在任何时候都要考虑整篇稿件或稿件中的某个提法会否违法。有媒体宣传“爱心收养”,就被有关部门指出是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必须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年满35周岁以及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关系应该是父(母)子关系,而不应以祖孙相称等等。但在报道中,被宣传的收养人有的年龄高达六七十岁,有的是病残人,有的生活条件很差,没有收养和教育的能力。

      民政部门说明,这种生活环境不利于被收养人的成长。如果路遇弃婴,应该送交公安部门或民政部门。还有,媒体表彰15岁的保姆、报道15岁的小工人等都属于“认同”童工,违反《劳动保护法》;表彰中小学生救火则违反《森林保护法》。

      编辑处理稿件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往往涉及《民法》、《版权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是目前新闻诉讼中的焦点。

      20、引语

      特别是注意直接引语是否忠实于原意。国内媒体上往往会出现记者编造采访对象话语的现象。有的时候,是记者把自己意释的话语,当作直接引语用双引号框起来使用。对于领导人的引语,则要反复核查,查到原始出处,不能剪贴网上来源不明的话,不能自己随意乱改。

      21、低级趣味

     吴月辉同志曾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例子:为了满足“变态的好奇心”,一些死刑犯尤其是年轻女犯临刑前的图片通过媒体广为流传。

   《21岁女毒犯穿绣花鞋赴刑场》图片就登在很多媒体上。流传更广的是海南省定安县少妇陈平被处决时图片和文字,许多媒体配发以一幅陈平被刑警押赴刑场的侧正面照片,能清楚地看到她的脖子上套着绳子。有一条消息详细报道了陈平在执行死刑前的状态,说她“被押出看守所时,她用娇柔的身体拼命挣扎着,那头秀黑的长发下,是一张很清秀的面孔。”一家媒体在采访深圳周一男灭门案犯时,问了一个相当幸灾乐祸的问题:“想到要执行死刑了,会不会感到不舒服,还是很平静?你觉得可惜吗?”

有的记者对这样的新闻特别敏感,傅彪第一次做完肝脏移植手术之后不久,《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说肝脏来自一名死囚,傅彪为此花费了30万元。报道说:“死囚被执法后,他的健康肝脏迅速送到北京,傅彪在武警总医院顺利完成了肝脏移植手术。……知情人士说,一位死囚的肝脏能救活一位艺术家,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也是演艺圈的一件幸事。”用死刑犯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本身是敏感而需要有严格规范的。如此表述反映出一个人性和人道的问题。关于器官移植,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中有详细的说明。

      21、抄袭

      有的记者会把别的媒体发表过的文章,几乎原封不动,作为自己的作品,送给编辑。有的社会作者的来稿也可能是抄袭文章。编辑应注意识别。常常可以通过网络搜索到原作。

      22、送审

     凡涉及敏感问题的、凡涉及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官员的稿件,编辑脑子中要有一根弦:送审了吗?送审手续完备吗?否则一旦出了问题,很难说清楚。编辑一定要注意把好关。

     (四)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的差错,是稿件中最常见的差错之一。常见的有9种情况:

      1、文字

      (1)错别字。

      一是错用同音字,如“窝赃点”错为“窝脏点”、“账户”错为“帐户”、“按部就班”错为“按部就班”、“戴手铐”错为“带手铐”、“敞篷泼水车”错为“敞蓬泼水车”、“破坏分子”错为“破坏份子”;

      二是错用形近字,如“王光亚”错为“王兴亚”、“矍铄”错为“矍烁”、“日寇”错为“日冠”、“濒临”错为“频临”、“杯盘狼藉”错为“杯盘狠藉”、“涉嫌”错为“涉赚”;

      三是义近易讹。如“采—彩”、“度—渡”、“消—销”;

      四是义连易讹,如本应写作“科学”,错成“科技”;

      五是义反易讹,如将“以上”错成“以下”,“东郭先生”错成“南郭先生”;

      六是错分致误,如排版时将“好”错分为“女子”;

     七是错合致误。如将“人人”错合为“从”;

     八是草字误判致误。

    (2)脱漏字。多系写作或录排疏漏,或编校过程中误删。漏句、漏行也常出现,电脑转版制作时还会出现大面积文字丢失。

    (3)衍字或多字。如“医院为患者”错为“医院的在为患者”、、“五人死亡”错为“五人中死亡”、“但由于”错为“但由于由于”。

   (4)掉漏字。“各级红十字会”错为“各级红十字”、“平方公里”错为“平方里”、“有限公司”错为“有限公”、“大部分人”错为“大部人”。

    (5)颠倒。如“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错为“坏败了党的优良传统”、“萨巴阿农场”错为“萨阿巴农场”。有时会用现字体倒置。

    (6)错简。即使用不符合规范的“简化字”。

    (7)错繁。即简体转换繁体对应不准确。

   (8)使用国家明令停止使用的异体字。

   (9)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字形规范的旧形字。

   (10)外文不同文种字母混用,大小写、正斜体使用不符合规范。

   (11)汉语拼音拼写错误。对付错别字,主要从音、形、义三个方面去留意。要想尽量消除错别字,编辑除了熟背《常用错别字手册》或者《新闻发稿易错字语表》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2、词语

    (1)因误解词义而误用词语。

    如“品位与品味”、“化妆与化装”、“必须与必需”、“度过与渡过”、“以至与以致”、“圣地与胜地”、“截止与截至”、“合龙与合拢”、“检查与检察”、“学力与学历”、“反映与反应”、“处治与处置”、“爆发与暴发”等,极易混淆错用。

还有的是不知其义而误用,如“绿茵如毯”、“这位莘莘学子”、“电视剧收到万人空巷的效果”等。“绿茵”是形容绿草如毯子,“莘莘学子”是指“众多(或广大)学子”,“万人空巷”是指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2)堆砌词藻,造成语病。

     (3)用词褒贬不分。如“始作俑者”是贬义词,不能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创新,“炙手可热”形容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能用来形容走红、抢手。而“差强人意”是褒义词。

     (4)错用成语。把“明日黄花”误作“昨日黄花”、将“求全责备”拆作“不因求全而责备”、用“美轮美奂”(专用于形容建筑物的高大宏丽)来形容一切美的事物、用“七月流火”(描写夏末秋初天象)来形容夏日热浪、用“首当其冲”(处在冲要位置)用来比喻冲锋在前等,都是误用。

     (5)不同术语混淆使用。如“电介质—电解质”、“服法—伏法”、“辩证—辨证”等。

     (6)合适性。用词要合适,注意搭配。比如,逝世、死亡、遇难、丧命、归天都有确定的含义,用在不同场合、不同人的身上。《深切的关怀殷切的希望──温家宝总理给一位码头工人的信》中的副标题原为“共和国总理给一位码头工人的信”,“共和国总理”不确切,要用也只能用“共和国政府总理”。编辑将此改为“温家宝总理”。

     (7)惯用法。比如温度的标示,一般使用摄氏温标标注温度单位。“摄氏度”应连用,不能分写。如:“8日的气温下降到零下3摄氏度”,不要使用“8日的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3度”。关于铁路“上行”、“下行”的规定,我国铁路列车在干线上朝着首都方向行驶、在支线上朝着连接干线的车站行驶,叫做上行;反之叫做下行。“左岸”、“右岸”的表述,也有讲究。面向水的流向,左侧江(河)岸为左岸、右侧为右岸。这一术语现在被认为不利于普通读者理解江(河)流的流向以及一些非东流江(河)流的方位。因此,在报道中应尽可能用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来描述,即“东岸”、“西岸”、“南岸”、“北岸”。

     (8)科技名词误用。如“树脂”误为“树酯”、“聚酯”误为“聚脂”、“脉搏”误为“脉博”、“海绵”误为“海棉”、“金刚石”误为“金钢石”、“麻风病”误为“麻疯病”、“水蒸气”误为“水蒸汽”等。

      3、词法

     (1)名词、动词、形容词使用或搭配不当。比如,“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耻辱”在这里不搭配。“中国国民党大陆参访团祭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亦属动宾格搭配不当,正确表述应为“祭奠七十二烈士”或“祭扫七十二烈士墓”。

     (2)指代不明。如:“张总经理和李总工程师正在讨论一个技术项目,他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读者不能明白这个“他”指的是谁。

     (3)副词、介词、连词使用不当。

      4、句法

     (1)搭配不当,如“沉思了少许”、“减少东西部差距”、“中学生是学习的重要阶段”。

     (2)成分多余或残缺。如“劳模的事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已经四个多月过去了”、“这是她的第一篇处女作”、“读了《伤仲永》,使我深受教育”、“这种电视机外形美观、画面清晰、价格适中等优点”。

      (3)语序不当。如“大量纺出优质高级纱”、“从此发誓不吸烟”、“王华从家里和姐姐赶到了现场”。

      (4)句式杂糅。如,“这些蔬菜这么好,是由于老伯伯精心管理的结果。”

      (5)不合事理。如,“苍山洱海,风光绮丽,真是巧夺天工。”

      5、标点符号

      包括点号和标号使用错误。新闻稿中常见的有近30种情况,典型的有:一逗到底;非整句引文句号误置于引号里面;非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误用逗号;“第—”等后面误用顿号;“某某说”插在引文的中间时“说”的后面误用冒号;省略号前后保留了顿号、逗号、分号,等略号与“等”并用;间隔号(中圆点)误为顿号或下脚圆点;表示年月日的间隔误下圆点、一字线或破折号;等等。

      举一个因标点符号使用不当造成政治差错的例子。2003年12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同温家宝在白宫举行会谈。新华社关于会谈中讨论台湾问题的报道说:布什表示:美国方面理解中方的关切。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湾“独立”,这一政策不会改变。最近从台湾传出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赞成,我们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

     但是,后方一位编辑在改稿过程中,觉得布什讲的第二句话读起来不顺,便将“美方不赞成”后面的逗号改为句号。于是这句话就变成了“最近从台湾传出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信息,令人不安,美方不赞成。我们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

      从上下文看,如用逗号,则表示美方对台湾试图改变现状的举动感到不安,表示不赞成,反对台湾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的做法;而如果改用句号,那就意味着,美方对台湾试图改变现状的举动感到不安,表示不赞成。但是美方反对两岸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做法,包括反对我们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最后,新华社不得不对全国媒体播发“重要改稿”。

      还有一条“永远路党走——全团增强共青团意识主题教育活动纪实”预告消息,因为编辑系统转换之间出现差错,将此误为“永远跟党走??全团增强共青团意识主题教育活动纪实”,也是标点符号的技术性差错。

       6、技术词汇和行话术语

      某媒体发表有关“上海市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稿件,文中用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来支持其结论。有读者在网上奚落:记者一没搞清恩格尔系数的定义,二没搞清楚恩格尔系数下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生活水平提高。

经常有记者把美国空军在其盟国的基地叫做空军基地,这也是错误的。在美国空军里,空军基地和航空基地有着严格的区分。其中,空军基地的英文为“airforcebase”,航空基地的英文是“airbase”。在这里,把“airbase”当作“空军基地”是不对的。美国空军一般把自己国土上使用的基地叫做空军基地,而把在盟国使用的基地叫做航空基地。

       技术词汇出现在稿子中时,一般要作解释。解释时,一定要说准确,不要主观描述,最后贻笑大方。

       7、翻译

      翻译差错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报道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2006年1月14日讲话时,将他所说的“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误译成“拥有核武器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全世界震动,伊朗方面因此吊销了CNN驻伊所有记者的记者证。国内媒体也出过类似的差错。在《邓副总理会见布朗国防部长》一稿中,编辑把“呼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错译为“呼吁世界各国结成同盟”,导致政治性差错。因此,敏感问题、重要表态和数字的翻译一定要注意。转引外电外台报道时,尽可能核对最贴近的新闻源,避免多层次转译。

      另一些则是技术性差错。在《李肇星表示重视发展中欧关系》一稿中,“爱尔兰的外长考恩”错为“爱尔兰的外长科文”,这是记者不查标准译法,而自己生译的结果。吴月辉同志曾举例说,有网友讥笑中新网翻译水平低下。该网登了一篇译自《华盛顿邮报》的消息《私人飞机闯入布什消夏别墅》,说飞机到了缅因州的坎普—戴维德镇,好在布什当时不在那里。实际上是翻译把马里兰州的David Camp(戴维营)翻译成了缅因州的坎普—戴维德镇。

      8、缩写、简写

      如《欧盟驻华科技外交官关注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一稿中,“科学技术”缩写为“科术”。不明就里的读者会想:“科术”与“巫术”是何关系呢?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简写成《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准确。还有文章把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简写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不仅是不全面,而是完全没有体现出党的十六大精神。另外还有称“内蒙古人”为“内蒙人”。对于一般人不太清楚的英文缩写,第一次出现时,要写出中文全称。

      9、字母

     这类错误十分常见,如将SARS误为SAPS。《家用步行机器人在日本上市》一稿中,将“ZNP公司”错为“ZMP公司”。还有大小写的问题。

     另一种错误是拼写错误,有时将一个单词拼写成另外一个单词,用电脑拼写检查是不容易发现的,如将nun(尼姑)误为noun(名词),将中国外长李肇星的名字Li Zhaoxing拼为Li Zhaoxin等等。

       四、如何防止事实和技术性差错

      (一)三条常用措施

       1、强化责任意识,对编辑记者进行严格的培训

      防错的关键在于编辑的政治品格、责任意识和专业水准。编辑部主要负责人要参加业务值班,审阅稿件、审阅照片、审看大样。编辑要敬业爱岗,刻苦学习,多作积累,提高专业水准。编辑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精力要集中在业务上。要经常利用工具书和手册,如《中国成语大辞典》、《语言文字差错释例》、《错别字辨析手册》、《编校改错必读》等。编辑部要定期对编辑进行业务培训,要经常性地抓典型错误案例,在内部进行教育和交流。

      2、坚持按程序办事,把好终审关

      编辑要发扬好的作风,养成“稿件回头看”的良好习惯。一篇稿件在写作结束和编辑完成之后,必须再通读、审读一至三遍。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对稿件反复推敲、修改。对任何一个自己没有把握的“原子”,都要核查,而且,常常要事先就假定自己没有把握,特别是在曾经发生过差错的领域,都要反问:这样写肯定没问题吗?肯定不会有用户和读者指出毛病吗?严格按程序办事,堵错关口尽量前移,不要把责任推向下一环节。

      3、建立完善各种防错规章制度

     (1)强化情况通报制度,及时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

     (2)建立差错提醒和退回制度。对差错率达到0.5%的稿件(即一篇1000字的稿件中有5个差错),下一环节可退回上一环节,要求重写、重编。来不及退回的急稿,下一环节应将差错记录清楚,事后提醒。

     (3)严格稿件送审制度。需送审的稿件,切不要自己做主。记者和编辑各环节必须在稿签上详细注明送审情况。

     (4)建立出错通报和评议制度。总结出错规律,在内部文件上刊登,在采编室讲解。编制有关报道手册,比如《新闻发稿常用字手册》、《常发差错案例手册》等。编辑部要召开差错典型案例评析会。

     (5)加强“一读”和文字岗哨制度。尽可能从主流大报大刊聘请有经验的退休编辑担任“一读”。编辑和记者可彼此结成对子互相阅稿,编辑记者在全部门范围内轮流值班。要严格执行二校制度。对涉及政治局常委、中央文件等重要稿件,必须实行三读唱校。(“唱校”,即一个人大声朗读,另一个人看着材料修改,连标点符号都要反复斟酌。)看到不熟悉的人名、地名和表述法要核查,可能100次有99次是写对的,但也不能因此就放过一个没把握的,很可能它就是出错的那一个。

      (6)建立阅评制度。编辑对发稿业务工作切实履行严格管理的责任,对有严重差错的稿件要敢于批评、舍得批评。

      (7)建立健全差错追究和奖罚制度。实行精神、物质双重奖励。实行“放心记者”、“放心编辑”评选制度,定期公布名单。对出差错较多的记者编辑,公开批评。对发现差错者,要给予经济奖励;造成差错者,要给予罚款。实行“有错必纠”制度,每天在媒体显著位置公布差错及责任人。设立有错即改专栏或以编读往来形式纠正错误。

       (8)实行“读者用户有奖挑错热线”制度,设立专用的挑错信箱。

      (二)稿件退回制度

      主流媒体在编辑环节中,对有问题的稿件实行退回制度,以避免安全隐患,同时,督促编辑记者加强责任心。该制度主要针对三类稿件:

     1、未按规定履行手续的稿件。待签发稿件未履行送审程序;未附审定原件;未说明审稿单位及审稿人身份;未明确标注播发时间;未说明文字改动已经认可;未经采访室值班主任审签或同意;未按规定经值班部主任审签;已经退回修改但无原审稿人认可。对此类稿件,终审发稿人原则上不得代为履行手续。

     2、存在事实性或严重技术性问题的稿件。人名、地名、职务、时间等前后不一致;数字、计量、时间等存在疑问;未注明重要数据、引语的出处;重要内容无法核校;稿面杂乱或难以辨认;未附原始稿件。对此类稿件终审发稿人原则上不得做技术性处理。

     3、无须退回但要补充手续的稿件。授权由终审发稿编辑直接编发但须作修改或有疑问的稿件;授权由终审发稿编辑直接编发或转交,但未标注文字提示或说明的稿件;由上级单位或其他审稿人留转而无文字说明的待发稿件。此类稿件在核准前,终审发稿编辑不得编发或转交。

       五、政治性差错

      (一)编辑记者要把哪几道政治关

      1、政治关

      主要是指政治立场。报道是否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当前国内外有哪些特殊的敏感地区、敏感领域、敏感群体、敏感问题,对待涉及这些敏感问题的稿件应该如何把握,即将签发的稿件中有没有政治性差错,稿件中的观点、议论、提法有没有不妥之处。此外还有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的问题,比如,有的报道借民间学者的口,鼓吹三权分离、宣传西方新闻自由;有的报道流露出对当前形势的不满;有的报道把一些偶发问题归结到制度和体制上面;有的文章观点偏激,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认为信访的发生,是改革开放的错误,要求改变制度;有的报道夸大南中国海争端,认为与周边国家开采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还没有打出油,前沿人妖兴隆,战备废驰;随意报道对利益集团的划分,将党和政府列为利益集团;有的媒体,用很大的篇幅宣传普利策奖。

      2、政策关

      稿件揭示的主题思想是否符合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是否符合党在现阶段的各项方针政策,报道是否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比如,在中央大政方针出来后,有的媒体说三道四,对宏观调控政策唱反调;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要改变;在台海问题上,有的报道违反宣传口径,渲染战争气氛;对中国改革方向,过多反映争论的意见,让读者产生误解,中央决策没有共识,有相当阻力;有的集中报道官员的思想误区,给错误言论提供了发表阵地;有的报道描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摩擦,违反外交政策。

      3、原则关

      在报道的思路和方向上,是否恪守正确的原则,是否维护新闻的党性和真实性。比如,有的报道,新闻来源似是而非,随意引用境外媒体和网站内容,造成不良后果;有的在报道的角度、文风、表述上面,存在问题;有的名曰主流报道,却追求猎奇、边缘、炒作;有的文章内容本来比较平稳,但标题看上去触目惊心,用个体代替了整体,以点代了面,给人戴大帽子;有的报道学港台的风格,而一些港台新闻的重要特点是以偏概全,不实事求是。

      4、导向关

      是否做到了以正面报道为主,是否能正确引导读者去思考一些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比如,有的报道一味揭黑,舆论监督不把注意力放在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上,给读者的感觉是社会已经一团糟;有的报道渲染政商结合、权力资本化等,夸大中国裙带资本主义的危险;有的报道格调低俗,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

      5、基调关

      主要指报道的主旋律、大方向是怎样的,内容是否清新,情调是否健康。比如,有的报道喜欢以第三者、纯客观的姿态作评论;有的过分强调专家观点,形成片面性;有的一味强调群众的愿望,出现简单的情绪;有一篇报道提到“几千年的中国只有20世纪上半期是感恩的……东土大唐没有真理了”;有一篇报道称,中国人“越来越色,越来越日常”,认为色情蔓延不可避免。

      6、策略关

      编辑要考虑,稿件在什么时机发表比较合适,报道方式是否得得体,用什么样的的角度切入,用多大篇幅,刊发后效果会怎样,是否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会不会引起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等等。比如,报道哈尔滨水污染,有的媒体从政府妥善处理危机的角度作报道,有的媒体则一味渲染灾情、埋怨政府;有的文章的标题过分追逐卖点,进行炒作;有的文章把本届政府和上一届政府作不适当的对比;有的在版面安排上,出现批评类报道过于集中的现象;热点问题不是冷思考,而是把它无限放大;用典型事例更能说明问题时,却写成大综合;有的情况只适合内部反映的,却作了公开报道;有的评论文章,没有放在大背景下考虑,给工作造成被动。

      7、纪律关

      主要是听招呼、守规矩。比如,中央指示不要炒作的事情,有的媒体仍违规进行报道,闯“红灯”、“红线”,炒作宝马案、对修宪内容发表有争论的意见;再比如,疫情发布有规定,农业部、卫生部是重大疫情的发布单位,不是媒体,但有的媒体却自主发布新闻,夸大疫情;再有,该送审的稿件不送审,存有侥幸过关心理。

      8、技术关

      由于编校工作失检或其他技术原因,发生文字、标点符号错漏而导致的政治性错误。比如,打字时把国家领导人名字打错,未能校出;中央领导人讲话,由于排版失误而漏掉一段;把数字、年代写错了,使得外界纷纷猜测,引发政治上的不良影响。

      (二)如何把住政治关

      1、统一思想认识,把准报道方向

     (1)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

     (2)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的和谐舆论环境的高度,充分认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坚持杜绝在导向上的偏差和失误。

      (3)在导向问题上,要严格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绝不给错误的言论提供传播渠道。

      (4)严守新闻宣传纪律,主动消除导向隐患,把导向落实到每一篇报道中、每一个字词上。

      (5)认清属性与定位。不同的新闻机构,读者对象不同、市场不同、特点不同,但都是党的重要的舆论阵地的功能相同。

     (6)在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方面,编辑记者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树立并自觉体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2、在事前策划和稿件结构上“打提前量”,及早避免失误

      (1)报道内容的总体结构上,突出主流信息和主流价值观,特别要关注报道在总的配置上,是否抓住和突出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注的重点、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以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稿件结构要作细致平衡,尤其是注意保持正面报道的较大比重,避免批评性报道过于集中,或对某一个领域、某一地区的报道过于集中。

      (2)做好策划,在事前把正方向,消除失误或事故隐患。选题策划的方向往往决定了舆论导向的方向。编辑记者要提前策划确定中长线选题和重点选题,对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的报道,要努力做到“热问题、冷思考”。选题一经确定,要做出具体策划,校正报道方向,要使之与中央的思路相吻合,在策划环节就消除可能产生的误差和事故隐患。涉及敏感问题及把不准的选题及策划方案,提前上报,而不是等成品稿出来后再上报。

      (3)对重要主题、重要事件、敏感问题等选题的采写过程,进行适时指导和预先把关,要有备选方案。在记者采访和动手写作前,编辑要对稿件的基本观点和大的框架进行预审把关。要加强对记者采写工作动态的了解和管理,调整他们的关注重点,随时了解他们的采访方向,在敏感问题上还要注意了解记者对采访对象的考虑和采访主要内容计划。

     (4)加强学习,领会精神。编辑平时就要熟悉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著,了解重要的历史文献比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掌握有关政策,学习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熟悉有关法律法规,掌握有关部门的重要通知和吹风精神,掌握比较丰富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知识,等等。

      3、严格管理制度,把好稿件审定关

政治差错的发生,常常是领导官僚主义、编辑工作不负责、把关不严、违反发稿流程所致。这方面,

一是要让全体采编人员特别是终审发稿人了解熟悉发稿流程,明确发稿权限,特别是严格稿件送审制度;

二是对发稿流程、采编规定要反复强调、经常强调,只有不厌其烦地提醒,才能使大家增强责任意识,减少隐患;三是要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能打折扣,不能图省事。具体而言,根据岗位设置分工及发稿制作流程的实际,需要对选题策划、采访组稿、编辑加工、终审签发等全流程进行质量和差错把关,明确职责。

      (1)采访环节

      记者交出的稿件必须是符合编辑部来稿要求并认为已无差错的成品;严格送审程序,并在稿签上注明送审情况。对稿件中出现的政治性、原则性和导向性差错负间接责任;对自己采写的稿件中出现的事实性差错(下道工序无法发现的)和文字性差错,负完全责任。

      (2)编辑环节

      根据编前会(或采编业务会)确定的选题要求,严格核查稿件的来源、送审情况,并在稿签上注明;交出的稿件必须是符合编辑部发稿要求并认为已无差错的成品。负责校正所编稿的事实性、技术性差错,对所编稿件及校改大样中的事实性差错(不可能发现的除外)和文字性差错负直接责任;无法发现的应负间接责任。对因编稿及校改时改错而导致的各种差错,均应负完全责任。

      中层负责人在编发稿件中要严格坚持稿件送审程序,不得省略、逾越或违反程序。编辑应负责校正所签发稿件中的政治性、事实性、文字或技术性差错(不可能发现的除外),对所签发稿件的政治性差错负完全责任;对稿件的事实性差错(不可能发现的除外)和文字性差错负间接责任;对因编改稿件及校改大样时改错而导致的各种差错,均负完全责任。对于涉及敏感问题的稿件要在稿签上注明并写明自己的意见,送上级审阅。

       敏感问题包括: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道、照片、题词、言论;涉及少数民族及宗教问题的人物和事件;涉及港、澳、台的人物和事件;涉及省、部级单位及其负责人、社会知名人士、军队、公检法等执法机构的事件;涉及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灾难性事故、严重刑事犯罪和腐败案件、社会丑恶现象、有关生态环境恶化及环保中的敏感问题等;涉及外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涉及保密规定的问题;重要批评性稿件;各类评论。

       (3)签发环节

      终审发稿人和部主任组织确定选题策划,并对稿件实行审编,把好稿件的政治关、政策关、导向关并终审签字发稿。严格执行发稿程序,不得签发审批手续不完备的稿件;对其中感到难以把握或需要特别注意把关的稿件,在稿签上签署自己意见后送总编室审定。负责复核审定第一读者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发稿助理对定稿大样所做的核校工作。对所审编稿件或版面的政治性、原则性和导向性错误负完全责任;对稿件的事实性差错(不可能发现的错误除外)和文字性差错负间接责任;对自己在审签稿件和大样中发生的事实性和文字或技术性差错负完全责任。

      部主任应审定终审发稿人按规定和程序上送的选题、稿件,对自己所审定处理稿件的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错误负完全责任,对自己在审签稿件中发生的事实性和文字性差错负完全责任;对涉及敏感问题和其他拿不准的稿件要按规定程序送总编室审。

      (4)一读环节

      第一读者(校对人员或文字编辑)负责对定稿进行通读核校,堵住事实性差错、文字或技术性差错,必须按“核对细则”对重要的人名、职务、机构、地名、时间、数字和重要提法及引文进行核对;发现定稿中的政治性、事实性、文字或技术性差错,及时向终审发稿人提出修正意见;应校正稿件中的事实性错误(不可能发现的错误除外)和文字性差错,并保证不在自己的核校中发生事实性和文字性差错。

      4、守住不得逾越的六条“政治底线”

     (1)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2)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

     (3)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

     (4)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

     (5)宣扬凶杀、暴力、色情、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导向错误;

     (6)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

     对发生上述六类差错,造成重大失误的责任人要进行追究。

      5、严格执行稿件送审制度

      应送审的国内稿件:

      (1)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报道,以及发表他们的讲话、题词、批示、信件、重要文章。

      (2)涉及省部级(含副省级中心城市和国务院直属局)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社会和知名人士以及中央新闻单位的表扬性和批评性稿件;对军队的批评性稿件;对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重要批评性稿件。

      (3)涉及民族宗教、重大灾情疫情、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可能性影响社会稳定和引发海外强烈反应的报道。

      (4)港澳台与内地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报道和港澳台重要政治经济动向的报道。

      (5)涉及调整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报道。

      应送审的涉外和国际稿件:

     (1)涉及我同外国关系中主权之争、经济和知识产权摩擦以及其他敏感问题的报道。

     (2)可能有损我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安全以及涉及国外势力干涉我内政等问题的报道。

     (3)涉及我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以及与我毗邻国家的重大疫情、强震预测等问题的报道。

     (4)涉及对我国领导人政治评价的报道,对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重要反应。

     (5)对内报道国际上重大动乱性事件及有可能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的其他国际事件。

     (6)涉及华侨华人报道中的敏感问题。

     (7)涉及重大、敏感事件的国际述评、综述等稿件。

     (三)容易产生政治差错的十个领域

      1、领导人的新闻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现任或曾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对他们的报道,包括出国访问活动的报道,在国内考察活动的报道,出席重要会议的报道,重要文章、贺信、题词等的公开播发等。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1)不经送审,擅自发表领导人报道。有关部门规定,涉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稿子,报不报道,怎样报道,由常委自己来定。涉及领导人的报道,编辑要自问:这些文字、图片是否经过领导同志本人或领导同志办公室负责人审阅?稿件送稿件送审手续是否齐备?领导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否已经修改?
   (2)图片有问题。领导同志新闻照片的画面是否有明显缺憾?涉及多位领导同志的新闻照片,各位领导在画面中的位置是否恰当?是否有明显遮挡或其他缺憾?文字说明是否准确?
   (3)报道不符合中办关于改进领导人活动报道的总体要求。                                                                              (4)内容上有偏颇。对领导人的报道,不得突出个人、宣传个人。内容一定要准确,不得使用道听途说的传闻,不得捏造、杜撰,不得损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不得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
   (5)随便转载境外媒体有关领导人的报道。
   (6)社会上有一些企事业单位,有时会用领导人名字、题词和照片作广告和变相广告,或用领导人的形象和声誉作广告或变相作广告。对于这些,媒体都不能报道。
   (7)写错排名。领导同志名单的写法也有讲究。稿件中如涉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已退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名单时,应注意区分层次。一般情况下,政治局常委的名单要单列表述。如中央领导同志名单和老同志名单需放在同一段时,应在中央领导同志名单和老同志名单之间加“和”字,以示区分。同时,在名单后加“等”字即可,而不要写“等中央领导同志”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涉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名单时,在涉及名单后加“等”字或加“等领导同志”,而不要写“等中央领导同志”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8)写错领导同志的姓名和职务。这是常犯的毛病。
   (9)擅发老同志逝世消息,或进行回忆性报道。根据规定,凡有关曾经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逝世的消息,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不得自行采访和编发有关新闻,不得转发或引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的稿件,不得擅自组织撰写相关纪念文章。对已去世的领导人的回忆性文章,报道是要按有关规定。
   (10)擅自对已退休的领导同志及其政绩进行评论。
    2、现实政治思想、理论探讨和历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
    这方面出问题的情况主要有:
   (1)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翻案,或借古讽今。比如有关“文革”的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曾发文,鉴于许多当事人尚健在,对人对事要作恰如其分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保持政治局面能安定团结的需要。对专门叙述“文革”史实的专著文章,各报纸、刊物和电台不要刊登、广播。2005年,有一些媒体试图重写抗战历史,否定中共的领导地位。有的报道对敏感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重新评定,如诋毁鲁迅,颂扬胡适;重估秦桧,贬低岳飞。还有一些报道,对历史进行戏说。还有的报道借历史失误来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的则借探讨中国近代史来否定中国革命。
   (2)对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随意报道“争论”。如中央实行宏观调控,有的媒体发表不同看法,甚至进行指责。对改革开放,认为改错了、改乱了。
   (3)集中报道腐败案件。这被认为容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腐败案件的报道不能太集中。特别是大案要案,须由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央纪委)统一公布,不得擅自报道。
   (4)对政治文明妄加揣测,或进行攻击。有的报道,宣扬西方民主;有的报道,讲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有的报道借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党的领导,有的借基层选举制度来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的借发展民营企业来鼓吹私有化,有的借所谓批评、舆论监督来否定党。还有的报道,鼓吹了司法独立、三权分立。
   (5)借信息交流传播谣言和小道消息,尤其是有关领导人消息。
   (6)鼓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知情权”的报道应慎重。有关打破所谓“党禁”、“报禁”,有关反对“党管舆论”,有关反对新闻的党性原则的提法,都要删除。
   (7)在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有的媒体称“高举享乐主义大旗”。目前,中国是穷国,主流价值观强调的是艰苦奋斗。
   (8)在政治敏感期闯红灯。如每年的春夏之交、几个政治性节庆,以及党代会、人代会等召开之前,高层人事变动之际,报道都要小心谨慎。
    3、民族、宗教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宗教无小事。涉及民族宗教问题的报道一定要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基本准则。在处理涉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稿件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要注意民族感情问题,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少数民族的自尊心。要高度重视容易诱发民族关系事件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曾于1994年发布通知,严禁在新闻出版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损害民族团结的内容。经常出现的问题是:
   (1)使用旧词汇和惯用语而犯错。如称少数民族为“回回”、“蛮子”;或随意简称,把“蒙古族”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简称为“维族”;使用口头语言中含有民族名称中的污辱性说法,如用“蒙古大夫”指代庸医;把古代名称与现代名称混淆。如把“高句丽”称为“高丽”。
   (2)缺乏民族宗教基本知识而犯错。如把宗教与族混为一说。如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把少数民族支系和部落称为民族,如把“摩梭人”称为“摩族族”;把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错误地写作“杀”。应该用“宰”。
   (3)民族、宗教政策观念淡薄出错。2005年1月,某中央级媒体发表了一篇叫《慢性子的蒙古人》的报道,稿件大部分批评“蒙古人”所谓落后生活习俗和观念,而且“蒙古人”概念不清。稿件虽然抓住了“现代的蒙古在发展、高效、守时和发展逐渐成为主流”,但没有对此充分报道。
   (4)不顾社会效益,只顾猎奇。比如,1993年8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脑筋急转弯》一书。再比如,2005年上半年,有一些网站刊载西藏天葬的图片,被认为不符合西藏的民族宗教习惯,因为天葬是不允许外人去看的,这样做会伤害藏族同胞的感情。
   (5)不送审而出错。有关部门因此要求,坚决禁止在报道中出现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的内容。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要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对于无太大把握的题材,一定要征求民族、统战、宗教工作部门的意见,对涉及重大问题的要送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
    4、热点难点和事关全局的突发事件的报道
    有关部门要求,新闻报道要团结、稳定、鼓劲,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报道中对热点问题既不回避,也不要一味炒作。要把热点和中央关注的重点、实际工作中的亮点紧密接合起来进行报道。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少,有些问题是一时难以解决的,对这类问题进行炒作只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在热点问题报道的选择上,应重点关注那些正在逐步或将要得到解决的问题。这方面易发生的差错主要集中在:
   (1)高校问题。高校历来是敏感的领域,青年学生的情绪易激动。因此,报道中要格外注意平衡。
   (2)农民问题。反映征地、拆迁、农民工子女上学、水库移民等易将矛头引向政府的问题过于集中,易引起社会不稳定。这些问题,不是不能报道,而是应注意适当分流。
   (3)复员转员军人问题。
   (4)国企改制问题。涉及劳资纠纷等。
   (5)失业下岗问题。
   (6)医疗改革问题。
   (7)住房改革问题。
   (8)教育改革问题。主要是教育公平、产业化等方面。
   (9)群体性事件。对内原则上不公开报道。这方面主要包括社会骚乱、群体上访、非法集会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民族宗教冲突、囚徒暴狱、群众打砸抢、警民冲突以及银行挤兑提等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公开报道,个别群体性事件为了以正视听、促进稳定确需公开报道的,由中宣部、中央外宣办按中央精神统一部署,授权新华社播发通稿。
   (10)授权新闻。有的新闻,中央和国务院把关于重大事件报道的审稿件委托给某一权威机关,如委托给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家防总、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等,二是把重大事件的刊播权委托给某一新闻单位,通常是新华社向海内外统一播发。这方面均有一定程序,不得擅自作主。
   5、台港澳报道
  (1)有关提法使人对一个中国原则产生误解。涉及这类报道包括新闻照片和新闻图表在内,都要认真推敲。尤其是多个国家和地区名称连用时,应格外注意不要漏写“(国家)和地区”字样。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不得将海峡两岸和香港并称为“两岸三地”。有关涉台禁用语,详情见新华社总编室编的“禁用词和慎用词表”。
  (2)为求新闻性,刻意渲染。比如,台湾地方选举结果出来,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各新闻单位不得人为炒作,南京一家报纸不仅对台湾选举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而且错误地刊登了五个参选人的照片。在台湾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北京一家报纸出版的新闻周刊,以16个版的篇幅渲染台湾选举。
  (3)对港澳台问题随意猜测、评论,比如猜测解放军几天能攻下台湾、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谁当选。
  (4)不按程序和规定操作。如2005年,关于台商春节包机业务的报道、关于全国人大审议《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多有繁复的规定。
  (5)违反有关政策和法律。比如,江泽民对台八点意见、胡锦涛对台四点意见,以及香港和澳门基本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等。
   6、经济问题
  (1)证券期货。还在1994年,国家就证券期货信息传播管理发出规定,其中要求严格审查股评专栏或文章内容,慎重采用,不为股评造市提供版面;实际存在着观点对立或完全不同的股评时,在同一专栏同时刊登。1997年,再次发布这方面的规定,要求传播证券期货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坚持客观、准确、完整和公正的原则。
   (2)金融保险。涉及金融的重大报道,都要向银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核实。有的商业问题涉及政治,需要慎重。如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在美诉讼,原告带政治化倾向,牵涉中国政治和人权等。国内有些报道成了对方在法庭上的材料。
   (3)经济改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走向,国企、财政、税收等的改革,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不要把问题放大。
   (4)地方经济。一些地方经济事件关系到社会稳定,所以也不让炒作。比如,2005年1月,由于西气东输中的部分管道设备问题,全部满足北京天然气供应可能有困难,北京已采取措施,全力保障居民的供暖,但用气还可能会受到影响。北京地方媒体均作正面报道,中央媒体原则上不炒作,尽可能支持北京的工作。
   (5)能源。一方面,高度重视能源安全或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甚至要努力增强社会的能源忧患意识,大力倡导节能观念;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因把握不当而引对经济景色不利的某种恐慌,尤其是要避免给国际舆论界逐渐蔓延的中国“能源威胁论”提供口实。对于我国海外能源战略,主要作内参调研,公开报道没必要多讲。
   (6)重大经济案件。核准事实。
   (7)敏感经济人物。
   (8)经济政策的解读。注意不得妄释和随意发挥。
   (9)经济学家。要注意其背景。
(10)经济统计数字。这是经常发生错误的领域。
7、军事问题
    军事新闻宣传十分敏感,政治性、政策性、保密性很强。有关资料表明,国外情报机构搜集的军事秘密,90%以上是通过各国正常出版渠道获得的。很多外国情报人员挖空心思得不到的情报,往往在新闻媒体和其他出版物的公开报道中被泄露。我国也出现了少数新闻出版单位军事报道泄密事件,有的还很严重。因此,军事报道必须慎之又慎,从严把握。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多次发出通知,加强军事新闻宣传管理。相关的规定,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编印并公开出版的《报纸出版工作法律法规选编》一书中多有涉及。
   (1)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大活动、装备科研、战法研讨、工程建设和领导同志重要讲话等,一般不作公开报道。如确需报道,必须经中央军委和有关总部批准,由新华社统一发布消息。
   (2)有关军事斗争准备工作,一般不安排地方记者采访,军队记者采访须经有关大单位主管部门批准,并严格限定采访范围和内容。
   (3)涉及军事斗争准备的各类稿件,发表前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除领导审批外,还须经相应级别的保密部门审核把关。
   (4)互联网不得在网上随意传播军事新闻,新闻媒体也不得从互联网上下载此类消息。
   (5)对专家、学者就有关军事斗争问题接受采访和报道要认真把关。刊播军队专家、学者就此类问题所作的评论以及演讲报告和文章,须经军队有关大单位政治部审核批准。
   (6)涉及军事斗争准备的兵力调整部署、战场建设、重要演习和新武器的研制试验及其型号性能、装备部队情况等,一般不以新闻内参的形式反映,应通过相应密级的内部材料刊发或按工作渠道报告。
   (7)军事内容的媒体均由军队主办。地方单位不得办军事媒体、不得出版军事内容的专刊专版。
    8、社会文化问题
    主要是防控低俗之风,以及丑化中国形象的报道。易出现的问题有:
   (1)对凶杀、暴力、淫秽色情进行渲染。
   (2)宣扬愚昧迷信和伪科学。涉及看相、算命、占卜、看风水等。
   (3)案件、事故等报道过于集中。这被认为会让人得出中国社会很不稳定的结论,有时会为敌对势力提供攻击的炮弹。
   (4)详细报道歹徒作案经过和警方的破案手段。这被认为容易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给社会带来不安,同时,还可能诱发某些犯罪,甚至起到教唆作用。
    (5)借介绍案件贬损我司法队伍,或借反思问题生扯硬连,甚至别有用意,误导读者。
    (6)采取形形色色的方法,张扬低俗趣味,炒作明星隐私,进行低级趣味的挑逗。
    (7)违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比如,有媒体借浙江临安开设裸浴场一事大炒特炒。
    (8)文化报道中,违反政策法规,敏感问题上触礁。
     9、涉外新闻和国际新闻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速融入世界,中国民众对国际事件不再只是隔岸观火,因此,出现了巨大的国际新闻需求市场。总的要求是,当前,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大背景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利用外电外刊的新闻信息资源为我服务,又要避免照抄照转外电外刊而被西方舆论牵着鼻子走。要加强采访,增强首创新闻,同时,要提高改写改编的能力。涉外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易发问题主要有:
    (1)一些媒体为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编译外电,甚至向在华境外媒体索取稿件。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2)不符合我外战交战略。有的报道宣传马六甲海盗猖厥,被认为“为美国介入马六甲海峡提供了借口”;有的媒体报道非洲问题,如苏丹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此涉及我国外交战略,因为我国在苏丹有经济利益;有的媒体集中报道中美对抗,有的媒体批评朝鲜内政,都被认为“不利于外交大局”。在报道中日关系问题时,既要考虑民族情绪,又要把握中日友好的大局,这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有的报纸透露我国对美的公关工作,被反华势力利用。还有对美国总统选举作猜测,猜谁当选对我国有利,这也不合适。在高勾丽的问题上,国内有的媒体,发表专家文章,站在韩国一边说话。在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人念这篇文章,说你们中国人都认为高勾丽是韩国的,给了我们一闷棍。
   (3)传播西方价值观。比如,大量转播美国精心设计的给被俘的萨达姆看牙的镜头,以及巴格达街头拉倒萨达姆雕像的镜头。这些都是美国政府部门精心设计好的报道。中国与俄罗斯有战略关系,但一些报道跟着西方跑,诋毁俄罗斯。有的媒体把布什就职典礼稿件放头版,还跟了七个版,被认为从政治到新闻上都不妥。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有的报纸专访日本驻华使馆官员,而在通常情况下,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我们只阐述我国的方针政策,没有必要播发日方的观点,如播发也要阐明我们的观点。
   (4)敏感问题和领域的报道不够慎重。如涉及高句丽问题、涉及我与东南亚国家领土及石油资源勘探问题。个别媒体发文对朝鲜说三道四,要杜绝这种现象;涉及中日关系,要注意区别正常经济技术合作与侵华历史,钓鱼岛问题的报道严格按要求把握,关于日本侵华历史按既定口径报道。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有关部门要求报道时要避免引发“中国威胁论”。
   (5)提法不妥引发错误。新华社分社有一篇《中国驻海参崴领事办公室正式开馆》,提法与俄正式叫法符拉迪沃斯托克不符。经请示外交部有关领导后明确,今后该机构正式对外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符拉迪沃斯托克办公室,相关稿件中不要再出现海参崴,以后稿件中涉及该城市都用符拉迪沃斯托克,避免中俄因此产生不必要误会。
   (6)不能以我为主。尤其是,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我们的报道要多于西方通讯社的报道。既体现以我为主的原则,又充分显示国际会议的特点。
   (7)炒作热点事件。比如,2004年9月,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发生劫持事件,对内可客观适度报道事件动态。事件经过作简要背景交待。对于国外发生的骚乱等,也不要炒作。
   (8)不遵守宣传纪律。外事无小事,要根据外交部、中联部等确定的口径进行报道。比如,2004年9月,召开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宣传纪律很明确:各媒体高度重视,由专人负责以我为主,严格把关,不排位次,不涉及各参会党内国内事务,不涉及参会党国家之间的纠纷,以及我与其他党的纠纷;按程序发稿。
    10、保密
    新闻报道的泄密问题涉及重大科技成果、灾情、战况、商业机密等。关于保密方面的规定,国家有关部门曾多次发布过防止在新闻出版物中泄露国家秘密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和新闻出版保密规定。
   据新闻出版总署编印的《报纸出版工作法律法规选编》,在新闻出版物中,严禁载有下列内容:
    (1)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
    (2)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
     (3)外交政策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
    (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
    (5)维护国家安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
    (6)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
     另外,涉及下列内容的,要严格执行送审报批制度:
     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党的文献档案,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情况,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宣传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统计资料和数据,尖端科技、科技成果及资料,测绘和地图,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活动,其他各部门各行业不宜公开的重大事项,以及出版单位把握不准是否属于秘密的问题。
    六、高度负责的态度是做好政治把关工作的前提
    不少编辑记者把政治把关理解为被动的行为,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很难避免差错。
    权威部门提供的稿件,大都涉及政治性问题、导向性问题、原则性问题。一旦发生失误,会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一是编辑过程中不能出现新的差错,二是编辑有责任帮助权威部门纠正原稿中的技术性差错和政治性差错。
    XXX同志在谈到责任意识时曾说,无论经哪一级机关审阅的新闻稿,作为终审发稿人都有责任把关,发现有不妥的地方,都要提出来,请示报告。不能因为上面已经审定就可以不管。第一,你能否看得出问题来?第二,你看出了问题想不想提出来?